肖皓
习近平总书记在湖南考察指示“要主动服务国家开放战略，建立对非经贸合作交流长效机制”。打造中非经贸深度合作先行区是湖南省自贸试验区建设的重要任务之一，也是办好中国-非洲经贸博览会、推动形成对非经贸合作长效机制的延续与升华。
中非经贸深度合作先行区建设方案提出“建设非洲在华非资源性产品集散和交易中心”、“积极探索开展中非易货贸易”、“统筹对非援助等有关资源”等多项改革事宜，旨在破解中非经贸机制的深层次问题，是在“南南合作”框架下结合世情、国情、省情的创新之举，彰显了湖南智慧。拥有中国-非洲经贸博览会、中非经贸深度合作先行区“双名片”光环加持，充分发挥“一会一区”的“聚流”和“引流”优势，湖南必将成为中非经贸合作新高地、实现更高层次开放崛起，这对于促进非洲国家共享中国经济繁荣、打造中非命运共同体具有重大现实意义。
中非经贸深度合作先行区建设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涉及外贸、外资、外经等多个领域，非洲54个国家和我国各省级行政区域，通关、物流、交易、结算等不同环节，信息、金融、保险等不同服务，高桥大市场、长沙黄花综合保税区、岳阳城陵矶综合保税区等多个平台，商务、发改、财政等多个部门。要实现从“名片”到“名气”、从“蓝图”到“行动”、从“政策”到“成效”的转变，须抓住关键、勇于创新，凝心聚力、多方协同，加速推动中非经贸深度合作先行区建设。
一、紧扣“中非命运共同体”做好中非经贸深度合作的破题
自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坦桑尼亚演讲首提“中非从来都是命运共同体”以来，中非命运共同体的美好愿景不断促进中非合作关系深化发展。特别是在2020年在新冠肺炎疫情“大考”面前，团结抗疫战胜疫情成为建设更加紧密的中非命运共同体的应有之义和最好的见证。无疑，中非经贸合作交流长效机制也是中非命运共同体的重要内容。2021年将在塞内加尔举行新一届中非合作论坛，在湖南举办第二届中非经贸博览会，亟需在中非经贸深度先行区涌现出系列卓有成效的改革成果，持续为合作共赢、幸福共享的中非命运共同体献礼。
中非经贸深度合作区作为全国唯一一个关于中非经贸的自贸区，势必要大胆探索新路径新模式，搭建对非经贸合作新平台，成为中国对非经贸深度合作的重要策源地，着力推动中非经贸深度合作实现“六个转变”：一是促进非洲经贸合作由过去的“输血”向“造血”转变；二是从以国有企业和大型企业为主向地方政府、国有企业、大型企业、中小企业共同参与的格局转变；三是从注重硬件建设向同时注重硬件、软件建设转变；四是从进口大宗矿产资源产品为主向鼓励进口非资源性产品、提升非洲国家长期出口能力和发展能力转变；五是从WTO等现行国际经贸规则向大胆探索尝试更接地气的经贸治理规则转变；六是从做好中非经贸合作向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经验、讲好中非经贸合作故事转变。
三、充分认识制约中非经贸深度合作的关键因素
非洲大陆各国国情各有不同，但大部分存在外汇短缺、外汇管制严格、公共债务较高、政治风险较大、通关成本较高、地方保护倾向明显等问题，极大限制了其外贸外资外经发展，也导致中国对非经贸出现了“挣钱但钱回不来”等现实困难。与此同时，中国对非国际援助政策、贸易政策、投资政策之间的系统整合不够，尚未形成合力。因此，需要针对中非经贸合作过程中的可能方向，充分做好调查研究，聚焦重点、难点和痛点问题，务实提升对非经贸合作成效。
以我国进口非洲非资源性产品为例，主要制约因素包括：一是信息不通。非洲国家拥有高品质天然优质农产品，如腰果、可可和鲜花等，但国内消费者对其认识不够，进而导致市场销售渠道难以建立。二是非洲生产供给能力不足。受到农业投资不足、技术设备落后、技术人才短缺等影响，非洲农产品产出潜力尚未释放、加工转化率不高、商品化率程度较低，难以提供稳定的货源保障。三是市场准入和关税壁垒问题。相比欧美，中国对部分非洲产品设置了更为严格市场准入门槛，出现了欧盟可以进口的农产品而中国难以进口；设置了更高的进口关税率，出现了部分产品，比如腰果、可可和天然橡胶，绕道东南亚加工再出口到中国等现象。四是物流通道不畅且物流成本过高。一方面，尚未形成对非贸易专门通道，双向贸易发展不平衡，对非出口物流成本远高于进口物流成本；另一方面，非洲港口、公路和铁路等基础设施发育不足且运行效率低下，使得非洲当地的内陆运输、通关物流成本居高不下，制约了非资源性产品出口货物的组织能力。五是配套支持体系不完善。比如懂中非经贸的人才供给严重不足，缺乏便捷高效的中非商事纠纷解决机制，抱团出海的“公共品”体系尚未形成，可复制可传播的成功“本土化”经验分享不够等。
三、积极创新中非经贸深度合作思路举措
当前，我国开启“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发展新格局，突出了“内循环”的主体地位及其对“外循环”的主导作用。一方面，要从“内循环”挖掘与非洲国家的长期经贸合作点，利用好湖南的区域优势，以非洲产品非资源性进口集散交易作为突破口，给非洲国家带来更多的获得感，形成扩大进口带动易货贸易、人民币走出去、农业投资等多方合作的新局面；另一方面，要从“外循环”进一步发挥湘非产业结构高度契合优势、援非培育的累积优势、毛泽东和袁隆平名片优势等，通过扩大对非投资、技术合作、文化交流等，推动湘非产能合作、基础设施合作、技术合作等。
针对中非经贸深度合作关键制约因素，湖南自贸试验区建设方案中已提出了一揽子创新举措。比如构建中非跨境人民币中心和中非“易货”贸易平台，推动破解因外汇短缺或管制导致大规模经贸活动受限等问题；推进中非海关“经认证的经营者”（AEO）互认，以提升中非通关效率；建设非洲在华非资源性产品集散和交易中心，有利于扩大非资源性产品进口，提高非洲国家外汇收入，改善中非贸易条件；打造中非客货运集散中心，加强岳阳城陵矶港与非洲重点港口的对接合作，拓展湖南与肯尼亚等非洲国家空中客货运航线，可促进“湘粤非”铁海联运通道、“湘沪非”江海联运通道以及湘非航空运输网络的建设从而提升湘非运输效率，降低湘非贸易物流成本；统筹对非援助等有关资源，可望打造“援外+经贸”新模式。未来还可以继续探索推进中非经贸网上博览会、跨境产业园区深度合作、海外物流仓建设、货物换投资、有条件免征关税、特别出口信用保险等多项改革创新事宜，以有效打破制约中非经贸发展的关键壁垒，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南南经贸合作”新模式。
四、统筹构建多方协同的中非经贸合作大舞台
中非经贸深度合作先行区不仅是湖南的平台，更是中国的平台、世界的舞台，在建设过程中需统筹发挥各方力量，推动对非经贸合作主体协同发展，全面提升对非经贸综合竞争优势。
一是充分利用中国-非洲经贸博览会的窗口优势。专业化、国际化、市场化为办会原则，不断提升参会各方参与感和获得感，发挥博览会“聚流”优势，汇聚中非各方力量，聚集全国对非合作资源。二是用好国际组织和中非经贸合作研究院等高校智库力量，开展研究、交流、研讨和培训，加快形成有国际竞争力的制度创新成果，为中非经贸博览会运营和中非经贸深度合作先行区建设提供理论支撑和决策参考。三是从对非经贸企业的成功经验和实际困难出发，发挥中非经贸合作研究会等作用，着力提升外贸、外经、驻地服务、交流展览、咨询策划、经贸孵化、文体旅促进、信息传媒、金融及法律服务等服务能力，重点打造公共信息、交易信息、物流信息、质量安全信息等平台，推动示范园服务模式集成式创新，建设高质量的中非经贸综合服务平台。四是要充分发挥其他兄弟省份的积极性，增强与浙江、广东、北京等对非经贸合作主要省份的协作，譬如与浙江联合探索易货贸易形式，与上海、广州联手畅通湘非物流通道等。五是突出以高桥大市场为先行区的核心，注重长沙临空经济示范区、岳阳城陵矶港口和城陵矶综合保税区以及长沙金霞联动发展区的错位发展。六是充分发挥财政、税务、发改、商务、银行、行业协会等各自职能，形成多部门协同、共商共建共享中非经贸深度合作先行区的良好氛围。
（作者系湖南大学经济与贸易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中非经贸合作研究院副秘书长。）
信息来源：《“三高四新”战略》，湖南人民出版社2020年1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