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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湘院士第七期:赵政国-当科学家是我的理想

2020年10月12日

对于青年学生来说,做学问,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不要急功近利,既要志存高远,又要踏踏实实,持之以恒。

——赵政国

40年前,改革开放的实行,带来了不拘一格降人才的考试改革,而我们就是这一政策的直接受益者。对于我们而言,坚持读书、坚持理想是自己的内在驱动力,而外部条件一旦成熟,我们的命运便由此改变。

不愿说违心话

小时候,我是一个很喜欢读书的孩子。那时,父亲在离家很远的乡下肉食水产公司工作,很少回家。但只要一回来,他就会教我们写字、算数。兄弟姐妹中,我的年龄最小,但学东西却是最快的。

一转眼,到了上小学的年龄。不同于现在的孩子动辄玩游戏上瘾,我反而对学习有些上瘾。那时正值“文革”,很多学生上课时都离开座位不听讲,但个子不高的我,却总是在第一排好好地坐着,不但认真听课和完成课业,还时常向老师问问题。

学习之外,运动也是我的另一个爱好。高中时,我一位同学的父亲是一位武术高手,他看我身体条件很好,便想让我学习武术,由于我家离他家太远,最终我没有坚持。反倒是他的儿子在习武之后,从一个到处打架闯祸的人变成了一个绝不轻易动手、不与人争执的人,可见武术以及任何体育运动不仅可以增强体质,还能改变一个人做人处事的态度。

我有自己的学习计划。在中学时,我会根据课程表进行复习、预习,所以同伴们出去玩时绝对不会叫我。但是我又非常喜欢体育活动,还因此成为了校乒乓球队、体操队和田径队的一员。因此与一些成绩差的男孩子成了好朋友,我学习时从不被他们打扰,在外面时也从不被欺负。

赵政国(后排)与老师、同学合影

那时候高考已经被叫停,所以在高中毕业后,我便“理所当然”地下乡了。在下乡前,学校要进行一些人员安排,确定好下乡小组的人员、地点。我们学校的同学大部分被分在了甘棠公社和艮山口公社。其中,甘棠公社下放的知青很多,这一公社也被当做了一个示范公社来建设。然而,我却选择了艮山口公社三里坪大队,这一选择与我的出身有关。当年,我的舅舅被抓壮丁去了台湾。因此,我身上总有海外家属的包袱,母亲建议我不要去甘棠,说那里“当官的子女多,好事轮不到你”,所以我就选择了艮山口。

下乡前,我准备好了要带的被子、书、衣服。从县城出发那天,知青们都排好队,胸前戴着红花,街道两边敲锣打鼓,大家夹道相送。出发的那天,我并没有让母亲送我。我说:“从现在开始,我不再需要你管了。”其实,我是想告诉她,自己能够独立了,很多事情可以自己做主,不需要她再操心。

那时候,母亲说过的一句话对我影响很深。她说,你必须干得比所有人都好才有可能一辈子不当农民。因为舅舅的原因,在任何事情的争取上我都处于劣势,好事是轮不到自己的,所以只有干出让所有人都看得到的成绩,才有争取的资格。也正是凭借着这股劲头,我的表现和成绩都是最好的。下乡时,我先后担任了知青组长、大队武装民兵副营长,后来在工厂还做过车间团支部副书记。

赵政国(后排右二)和父母及哥哥姐姐

对于当时的年轻人来说,知青下乡虽然让很多人吃了苦,也让很多人走了不少弯路,但正因为有这些独特的经历,我们这一代人才有了了解基层社会的机会。只有经历过苦难才懂得美好生活的意义。我始终认为,年轻人吃些苦没有坏处,不论是军事训练还是社会实践,都对年轻人认识社会、培养吃苦 耐劳的品质、遵守社会的规章制度有 好处。

到公社的最初两天并没有劳动,而是集中开会学习,每个人都要宣誓、表决心,主题就是要“扎根农村,铁心务农”。大家都要表 态,不表态就说明你不安心,就是表现不好,但对此我没有遵从。我当时只表示要在农村努力干活,但“扎根农村,铁心务农“这句话我没有说。因为我不是这样想的,我不愿 讲假话。

我确实没有想过要扎根农村,我一直想上大学,下乡期间也一直在读书,至少当时我的理想是当一名科学家或工程师。

到生产队安顿下来后,最紧要的就是修房子,买劳动工具,镰刀、锄头、柴刀、斗笠、蓑衣等都要置备齐全。我们的住房是农民们带我们在一片坟地上建成的,打开房门就是坟堆,我们有时就坐在坟堆上吃饭。当地的农民害怕坟地,所以他们不敢单独来我们的房子,但我们并不感到害怕。

虽然我在城里上学的时候也劳动过,但毕竟不如农民会干农活,种谷子、犁地、插秧、种蔬菜等都要一点一点学起来。当时所有的知青都有一套国家组织编写的《知青阅读丛书》,其中既有数理化知识,也有农村的基本常识。我很喜欢看书,这套丛书就成为了我下乡当农民的启蒙书。

只有书还不够,政府还会下派一些懂农业知识的干部,教我们怎么育秧,怎么防治病虫害,怎么生成沼气做能源等知识。因为大家都算是有些文化,有共同语言,所以这些干部也很容易和知青打成一片。

赵政国(前排右一)当农民时的留影

因为会总结规律,干完一年农活后,我们就做得和农民一样好了。但让我们比较痛苦的是,当时提倡的思想是越苦越累越光荣,很多做法不能用巧劲儿。比如除杂草,其实是可以用脚来完成的,但我们必须弯腰用手去做。磨秧时,田地里刚撒过从城里收集来的大粪,我们要用手去抓秧苗,经常要在臭气熏天的地里抓得满手都是大粪和蛆虫。

农闲时,我们就要修水库,放水灌溉稻田时还要守夜。当时,守夜的工作看上去轻松,其实还有一定的危险性。因为夜晚的田里经常能见到眼镜王蛇、银环蛇和蝮蛇。我看过一本《毒蛇全身都是宝》的书,所以认得这些蛇,也知道一些它们的习性,以及对付它们的方法。

在做了两年半的农民后,我遇到了一个工厂招工的机会,于是便辗转到了怀化三〇三国防厂当车工。之所以说“辗转”,是因为政审不过关,我的母亲便托人回老家开证明,说我的舅舅被国民党抓住后逃跑被打,已经去世了,以此来说明我已经没有了海外关系,算不得黑户,这才被工厂录用。同时,由于我此前的工作很优秀,一旦通过了政审,就比较容易被录用。

虽然在农村时,我一有机会就读书,但当时的自己其实并不知道出路在哪儿,只是单纯地放不下书本。而在当工人的一年半时间里,数理化的书也从来没有离开过我,看书、解题成为了我当时最大的爱好。

珍惜读书的机会

有一天早上,我正在工厂外面跑步,我的朋友潘爱华忽然迎面冲过来大喊:“恢复高考啦!大喇叭里刚才广播了!”潘爱华也是很爱学习的,我俩是当时兵工厂乒乓球队的主力。如今,他已经是北大未名集团董事长。

当时,因为没有中断过读书,我对高考还是很期待的,同时也很有把握。大家对我的期待也很高,以至于在工厂组织的一次摸底考试中,组织考试的技术员们认为,如果厂里只有一个人能考上好大学,那就是赵政国。

然而,高考之前我遇到了一件麻烦事,高考前轮到我上夜班。在高考三天前,刚好要上夜班的我和组长请示,可不可以那几天不上夜班,但我会把负责的零件全部提前做好,保证加倍完成任务指标,组长当然是支持的。但在之后召开的车间大会上,我还是受到了车间领导的批评。

那年的高考是在就近农村的一所小学进行的。第一场语文考试,第一道题目是根据拼音写汉字“我们一定要解放台湾”,即使这样简单的一道题,也有很多同学没有做出来,可见当时大家的基础都很差。

高考的最大作用就是给了所有人一个平等竞争的机会,让大家能够通过自己的实力参与竞争。“文革”时期的“七二一”大学需要推荐,这就导致了很多人选择“走后门”。高考恢复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规定参加高考的年龄不能大于22岁,我当时21 岁,所以也算抓住了非常关键的一个机会。

高考之后就是填报志愿,我当时并不知道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简称“中科大”),而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的专业又没有我想学的,还是厂里的一位在中科大毕业的技术员向我推荐了中科大,说这里学术气氛浓厚,而中科大的自然科学也正符合我的学习目标。于是,中科大便成了我的第一志愿。第二志愿我本想填报长沙工学院(现国防科技大学),但一位在工厂工作的同志托朋友告诉我,不要报这所院校,因为我的出身不好,不会被录取。我那时才意识到,黑户的问题并没有得到根本解决。最终,原本填报了中科大应用数学专业的我,被近代物理系录取了。其中的缘由我并不知晓,但既来之则安之,因为高中时,数理化是我喜欢的学科,所以学物理我也很乐意。那时的我总算在实现梦想的道路上迈出了关键一步,也离自己要做科学家的理想近了一步。从本科到博士,中科大的十年寒窗成就了今天的我,如果没有高考,我可能会当一辈子工人。虽然工作没有高低贵贱之分,但不能从事自己最喜欢的职业,不能充分发挥自己的优势,总是会有遗憾的。

在接到录取通知书之前,还发生了一件令我倍感遗憾的事——当时我的外公已经病危,他问我考上大学了吗,对此我没办法回答,其实当时录取通知书已经在工厂的传达室里了,只是还没有发给我。外公就这样离开了,他对我是寄予了厚望的,那时我的心情五味杂陈。我知道,上大学已经不再是我一个人的梦想了。

我回到工厂后才拿到录取通知书。一天晚上,工厂的操场要播放电影,电影开始前,我的室友拿来了一封信,他帮我打开并当众宣读。当读到“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录取通知书,原子核物理专业”时,本来安静的人群沸腾了,他们迅速向我围了过来,所有人都很激动,向我祝贺,而我当时好像并没有表现得很激动,我一向将收获成就看得很淡,而更愿享受耕耘的过程。

我在怀化火车站上车到中科大报到的前一天晚上,住在家在怀化的一位和我同寝室的朋友家,临行前一天他送给我一本他的日记本,其中主要是记载了我在工厂业余时间 学习、工作的事。他说他知道自己考不上大学,看见我平常爱读书、学习,他期望着我能考上大学,这时我才意识到在工厂的两年时光里,他默默地帮我到食堂打饭,及时把房间的水壶灌得满满的,甚至帮我洗衣服。

车间的技术员已经跟我讲过很多中科大的事情,他说中科大很重学业成绩,我在那里可以实现自己的抱负。我自然是很高兴的,带了一个木头箱子,穿着工厂的工作服就去报到了。那是我第一次出远门。

赵政国(前排中)在大学期间与同学留影

中科大的学风十分严谨、独特,也许是因为大家的学习热情被压抑得太久,急需迸发出来。早上四点多钟就会有人起床背英语单词,在路灯下、厕所的灯下,到处都有手拿单词书的学生,在食堂排队时也是手不离书。这些人都经历过社会洗礼,非常珍惜学习的机会;而且自学能力极强,一旦认为哪门课老师没有讲好,便会自己在图书馆借书,找更难的题目来做。我在中科大读书十年,在学校过了八个春节。当时交通十分落 后,坐火车回家要四十多个小时,且大都需要站着,或钻到座位下睡觉,还不如待在学 校看书学习。

既简单又最难达到的要求

高考与改革开放始于同一时期,实事求是地讲,改革开放在当时的中国非常及时,充分调动了人们生产的积极性,使我们了解了中国和发达国家的差距,在这之前我们对外面世界的很多认识是不真实的;改革开放也给了中国追赶外国先进科学技术的机会,是中国崛起的关键转折点之一。

改革开放40年也是开拓创新的40年。谈到创新,我们也不要误解,不是事必躬亲所有技术全部要自己独创,有些方面我们需要学习别人先进的东西,打好基础,打开思路,形成有自己风格的创新产品。但是当下中国存在一个问题,那就是体制和观念对创新造成了极大的限制。仅从现在的学科评价机制看,大家往往急功近利,都想要马上做出一流成绩,这种做法无疑太过短视。我们没有建立一个让年轻科学家静下心来坐冷板凳、攻克难关的氛围,缺少允许失败的机制。年轻教授回国,如果要求他几年之内就做出了不起的成绩,发表多篇论文,他是很难有创新的。创新很重要,但是需要非常宽松的环境和体制,所以我们必须培育相应的土壤,创造相应的条件。我们丢失了很多基础性的能力,现在我们自主设计建造世界一流高精密仪器设备的能力很差,比如芯片,计算机操作系统和专用模拟设计软件,核心的技术不掌握,就很难超越别人,甚至受制于人。

对于青年学生来说,做学问,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不能急功近利,既要志存高远,又要踏踏实实、持之以恒。短时间内做不出成果便泄气,眼高手低,这是不行的。另外,还要不断提高自己的综合素质,善于独立思考,要有很强的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同时也要善于和大家合作。最后也是最重要的,就是要有好的身体和坚强的意志。锻炼身体是对意志的最好磨炼。坚强的意志是学习的基础。我现在还常游泳一千米,或快步走一小时。

遵纪守法、身体健康、志存高远、坚韧不拔、独立思考,是我对学生提出的要求,听起来很简单,要做到却也是非常难的。


                                                                           文章来源:湖南大学出版社《两院院士忆高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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